山寨产业链是蚂蚁雄兵组成的巨型虚拟企业

　　摘要：山寨手机的低成本、上市速度快和款式多样化，主要不是模仿、抄袭等灰色因素，而是源于产业链创新。通过蚂蚁雄兵组成的巨型虚拟企业，山寨制造充分发挥了集体和个体的力量，同时避开了中国企业的研发和管理短板。

　　从本质上来说，山寨制造并不是具体指哪一些人、哪一些企业甚至哪一些产品，而是一种新的经营理念和实践，并已经被包括很多正牌企业的中国手机产业大量采用，“招安”之说也就显得不合时宜和很荒谬。因此，规范山寨产业的核心在于改变不合理的制度，为大量中小手机企业“平反”和摘掉“山寨”帽子，同时弥补山寨产业链先天性不足导致的市场失灵。

　　“在很大程度上，我认可这种说法，没有牌照/不做入网检测、偷税漏税和进出口运作不规范，是垄断经济环境下中小型民营企业通常意义的原罪，常常迫不得已。另外，山寨手机的质量也说得过去，性价比很高。但我不赞同的是，为什么非要把山寨手机扯上创新?很多山寨手机就是模仿甚至直接抄袭大品牌，有什么创新可言?”在笔者从体制和文化层面解读山寨制造后(可参见笔者的文章“深圳山寨制造兴衰：中国经济奇迹缩影”和“从中国山寨手机到美国山寨总统”)，就一直面对这类发自商业角度上的质问。

　　山寨制造是模仿/抄袭还是创新?如果说是创新，创新在什么地方?因为没有让人信服的回答，有关山寨制造的话题一直争论不休，甚至从最近的“深圳两会”争到了“全国两会”。为了辟嫌鼓励仿造和侵权，深圳政府工作报告中原有的“规范引导山寨产品提升品牌，转型升级，走模仿开发创新的路径”的山寨也改为“初级创新产品”。

　　深圳市政府敢于公开支持山寨产业的做法值得赞赏，顺应了产业和民众的需求。不过，把“山寨改为初级创新产品”并不准确。因为山寨制造的最大创新和竞争力并不在于产品层面，而在于产业链分工和商业模式上，这是山寨产业的竞争力和活力所在;而在产品层面，山寨制造更多是跟随和模仿，创新的成分并不多。

　　众所周知，山寨手机的特点是售价/成本超低、上市速度快、款式多样/个性化，用TCL董事长李东生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话说就是“它在效率、速度等方面可以做到登峰造极”。被人称为“杂牌军”的山寨制造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秘密就是近乎完美的山寨产业链：通过新的分工和合作模式，山寨制造同时发挥了集体(产业集群)和个体的力量，实现了低成本的创新和运作，顺应了手机产业的发展潮流，同时避开了中国企业在研发、管理上的短板。特别需要强调的，山寨制造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模仿抄袭”和“粗制滥造”。

　　事实上，依靠违法赚钱只是山寨机发展的第一阶段。2005年以前是山寨机发展的萌芽阶段，那个阶段是典型的三元经济时代，外资占主导，国有手机企业靠牌照，民营企业偷偷摸摸，主要是靠违法或灰色方式赚钱，如通过翻新、散件走私、高仿和套牌(照)，是名副其实的黑手机，只是当时中国手机产业的边缘地带。在这个阶段，很多人在外资和国有手机企业中学会了如何造手机和卖手机，日后成为山寨机产业的风云人物。那时候的黑手机，大多采用二三线欧美手机芯片厂商的产品。

　　2005年-2007年则是多功能多媒体手机兴起，也是山寨机爆发的黄金阶段。来自中国台湾的芯片厂商联发科(MTK)推出了集成了多媒体娱乐功能的手机芯片平台和交钥匙(Turn-key)方案，简化下游厂商的开发工作，迎合了中国市场对低价多媒体手机的需求，山寨产业由此兴旺。MTK也成为山寨产业之王，并大量进入传统国产品牌手机厂商。

　　2007年以后则是山寨产业的成熟阶段。随着新功能、新应用和新卖点越来越少，新加入的厂商又越来越多，价格战不可避免。不过，低售价虽然拉低了利润率，但也让手机进入了更多的低收入人群，出货量迅速增长，从国内市场流行到亚非拉美市场。整个山寨产业依靠的是产业规模/产业集群效应和产业链分工获得竞争优势。在这个阶段，传统国产品牌和山寨厂商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