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临界点：TD企业生存现状调查

　　精兵简政、节衣缩食、备受煎熬，乃至直接死去。

　　这就是《中国企业家》走访大唐移动、天科技、鼎桥、重邮信科、凯明5家为TD-SCDMA标准而生的企业时所了解的现状。跟其他TD产业链中的企业不同，这5家企业只专注于TD产业。

　　从5家企业的股权结构看，有3家企业的控制权在外资手中。凯明的17家股东中，8家外资企业持股68.76%；天科技的股权待大唐移动出售后有可能全部落到外资手中；鼎桥股东诺西与华为的持股比例是51%和49%；只有大唐移动和重邮信科的股权目前还是中资独有。中外资股东对TD试探性的投资又各有算盘，使得这些TD企业的命运格外脆弱，而它们的易夭折性又放大了TD走势的混乱。

　　6月10日，工信部部长李毅中问计8位电信专家后，释放出积极发展TD的信号，一些国际巨头正在看清机会，加紧进入TD市场的步伐。当初，中国政府力主研发自己的技术标准的初衷之一是想带动中国企业在产业中崛起，但在中国缺乏产业基金、风险投资以及官产学成熟配套运作的背景下，政府一厢情愿的初衷不得已被改变。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整个TD产业中，将会看到更多跨国公司的身影。一直高举民族标准大旗的重邮信科和大唐移动，苦撑了6年之后发现，生存、盈利，是比“民族情结”更迫切的压力。

　　2005年底，信息产业部有关领导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TD-SCDMA技术已经成熟，初步具备商用条件”——两年零三个月后的2008年 4月1日，TD终于迎来了试商用，但这一天来得有些晚。“试验做了一次又一次，仍然看不到运营商对TD手机的大规模采购，我们实在无法对TD给出一个积极有信心的判断。”在与TD企业的接触中，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言论。

　　电信运营寡头、同时也是海外上市公司的中国移动当然有它缓行的理由。甚至今天，在TD已进行试商用期间，中国移动也仍然担心由于网络没有完善、基站布点数量不够，如果大规模推广，它会因用户使用效果不佳损伤它的核心资产——用户。

　　工信部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这些TD企业就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如果你拉它一把就活了，不拉它一把就死了。”但是，在中国现有的电信管制环境下、在电信企业各方利益与关系错综复杂的局面中，谁有权力也好、动力也罢，来恰当地拉这一把呢？

　　尽管新组建的工信部已经把TD上升为与神六和杂交水稻同等的地位，但是，TD产业链的冬天远远没有结束。在中国政府迟迟不发3G牌照、中移动非市场化选择3G标准的情况下，很难预期TD何时才能大规模商用。当资本再次看不到利益，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凯明倒下。

　　2002年2月，大唐移动为TD而生。从公司成立以来，大唐移动一直没有改变投入大、产出少的尴尬局面。

　　比如，“为了推动TD的产业化进程，我们投了一亿元资金建立了终端开放实验室。”大唐移动总裁谢永斌在6月23日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最初我们免费让终端厂商测试，后期象征性地收一些费用，只收个水电费，根本不赚钱。”

　　大唐移动是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的核心企业之一，集中了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前身)内部从事移动通信技术开发及产品产业化的优质资源。公司在起步阶段，主要由母公司大唐集团提供资金支持。由于大唐移动的国有背景，从1998年起，政策性资金扶持越来越多。从1998年到 2005年，科技部通过863计划、攻关计划共投入了1.2亿元，上海市政府投入了5000万元的资金。2004年科技部、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建立TD- SCDMA项目的专项基金，其中有6000万直接用于大唐移动的技术开发。2004年6月，在大唐移动最困难的时候，国家开发银行向其提供了2亿元技术援助贷款。截至2006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先后3次贷给大唐移动8亿元。2006年之前，大唐移动还曾分别获得过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1.5亿元和1.2亿元的贷款。

　　大唐移动因为他的国有体制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性贷款，但随着金融业的逐步开放，各商业银行为了加强自身竞争力，对贷款项目谨慎了很多。在工商银行后来对大唐移动的评级中，仅给了B+的等级，而银行规定，必须在等级评级上达到A＋以上的级别，才可以放贷；渣打银行也曾因为大唐移动的政府背景拒绝过大唐移动的贷款请求。

　　2006年以后，TD试验网进入较大规模建网阶段，资金支出迅速增加，大唐集团无法再给大唐移动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2005年的数据显示，大唐移动每年的支出与收入缺口在2亿元左右。为了维持公司的研发投入和公司正常运营，大唐移动只有依靠外部资金注入。

　　“多年来，公司的资金一直紧张，我们研发人员的工资、待遇比中兴、华为都低。”大唐移动的一位员工说。

　　原总裁唐如安在他任期内亲自分管融资工作，穿梭于各金融机构中间。上述员工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唐曾为公司发不出下月的工资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