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3G与TD的代价

　　10年等待之后，这支接力棒终于传到了运营商手中，而最终选择权依然要看用户，“今后的一切都将取决于这次试商用”。

　　一个157开头的手机号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电信业内部的“友好用户”，机主就是中国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六万分之一的幸运儿。4月1日，中国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沈阳、深圳、厦门和秦皇岛启动了TD-SCDMA(以下简称“TD”)社会化业务测试与试商用，立刻被公众解读为“3G放号”。当天，北京多家营业厅的号码在几小时内被一抢而空，6款TD手机、2款上网卡都出现断货，位于清华南门的3G体验厅甚至在3月31日半夜就迎来了排队的客户。

　　如果把这6万人放到中国5亿多手机用户中，就像在沙漠中泼下一杯水，瞬间就会消失。走出营业厅的首批用户们发现，自己很难找到呼叫对象，只有6款TD手机可供选择，覆盖范围小、上网速度慢，特别是视频通话，这一曾经被媒体大力宣传的 3G特色业务仍然不够稳定。面对用户的不满，TD产业联盟4月10日发出一封言辞恳切的公开信，请外界对中国3G再多一点耐心和宽容，毕竟这次放号只是 “试商用”。此前5个月，中国移动首批采购的6万部TD手机中，大约2万部发给了运营商挑选出的“友好用户”，其余才进入社会化放号。 “TD在技术上已经达到商用要求。”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对外表示，“试商用将促进产品和业务应用的成熟，并刺激整个产业链加大投入力度。”现在产业联盟中的48家企业正处于最紧张的关键时期，每家都在积极研发提升产品性能，“谁都不想因为产品不够强被运营商淘汰下去”。

　　TD依然是业界关注焦点，可持续了几年的3G热却早已冷却，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电信业公认的说法是10年一代，3G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现在学界关注的是七八年之后才会应用的4G。”原信息产业部传输研究所无线与移动部主任万屹告诉记者。实际上，直到两三年前，3G都还是整个电信业最热门的话题，摩托罗拉、爱立信、西门子、高通都曾力推中国上马3G，结果几年过去，3G牌照依然 “待字闺中”。于是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国市场从增量变成了存量市场，而印度、非洲等新兴市场逐渐成为跨国公司的新宠。许多人都还记得，以推动3G上马为主旨的游说活动在2004年后达到了高峰，那时有关3G的大小论坛每年不下10个，而现在就连一年一度最大规模的电信展也只能用“冷清”来形容。

　　3G已经失去吸引力了吗？如果简单以商用时间来判断，3G在中国确实姗姗来迟，但这种落后并不见得被动。“和黄是最早商用3G的运营商，当年李嘉诚斥巨资购买频谱，到目前为止，如果以年度平均计算，和黄的3G业务仍然亏损。”万屹认为，不能单纯以时间来判断产业成熟度，“欧美国家真正规模商用3G是从2003年开始，但中国和其他市场并不互通，所以在中国还谈不上落后。”统计显示，至今全球35亿手机用户中2G用户仍然占据主流，5.6亿3G用户所占比例只有16%。大唐移动高级技术顾问、“TD之父”李世鹤对这次试商用的感觉则要复杂得多，在他主持下，首次提出TD技术已经是1997年的事情，即使从TD被国际电信联盟(ITU)接纳为3G标准算起，“8年之后的试商用也确实晚了”。

　　TD拖累了中国3G，这是一度从业界波及民间的另一种普遍看法。对此李世鹤反问记者:“为什么TD拖了10年才刚刚开始试商用？技术不是问题，关键是大家始终无法确定，中国3G到底会不会用TD。”在李世鹤看来，主管部门对TD的态度长时间内一直不够明朗，“如果再拖几年还不商用，TD可能就被拖死了”。他印象中的转折发生在2005年，国家发改委给TD拨了7亿元专项资金支持，这是最接近表态的一次行动。随后就是跨国公司态度的180度转弯。那一年，西门子与华为成立了合资公司鼎桥通信，明确其主业是TD研发，并将全力推动TD商用进程。随后爱立信与中兴合作曲线进入TD阵营，摩托罗拉、飞利浦相继投资TD联盟企业，而此前TD在跨国公司中连口头支持者都很少。李世鹤总结说:“对 TD的批评和技术无关，都是利益在背后推动。韩国为什么搞了个小规模TD网络，因为他们想把产品卖到中国来，第一批TD手机里就有三星和LG的产品。”

　　显而易见的时间成本背后，是多年累积的巨额资金投入。关于中国3G的市场规模各方推断都在万亿元级别。“投入资金至少相当于市场规模的10%，也就是几百亿元。”李世鹤估计。如此高的投入金额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承担，甚至几家企业都无法负担，10年来以大唐为首的TD阵营投入已达几十亿元，但这些还不足以推动产业链持续前进。原大唐移动首席执行官唐如安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公司早期资金主要来自自筹资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和少量风险投资，由于前期研发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公司从成立开始资金压力一直很大。而对于其他厂商来说，“如果 TD始终不确定能否商用，厂商就更不会有积极性投入研发，产业化耗费的时间只会越来越长”。李世鹤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