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道漫笔（四）君臣之道（续终）

　　管仲王霸杂用，儒法互补，韩非乃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创君主专制之说。韩非为战国末期的韩国贵族公子，著名的思想家、散文家，“喜刑名法术之学”，才能超群，为人口吃，而善著书立说，有《韩非子》(现存55篇、l0万余字)一书传世。当其著作传秦，受始皇高度赞赏，后出使秦国，秦王曾留下韩非，欲与重用。惜被同为荀子学生、先韩入秦的李斯所妒，深恐有碍前程，而于秦王前谗言谄害，终使韩非屈死狱中，未得其用，不亦悲乎!法家认为人性本恶，故需强权政治以去除恶源，主张“厚赏重刑，执法严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君主独占权势之位，高度集权，君临万民，权力无限，超越于法令之上”，“君主谨守主道，用刑名(循名责实，慎赏明罚)之术考核群臣，操持赏罚二柄”。

　　管子政治思想以顺民心，利民生为原则，在我国史上率先提出“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管子不主张君王享有绝对权威，认为“独国之王，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管子.形势、形势解》)。管子坚持君臣之间务需诚信,和谐为君臣关系之最，群臣忠君之际,君主必以仁义待臣。韩非子则不然，他将君臣关系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而蒙上极端功利的色彩，显示出赤裸裸的利害冲突。韩非子从法家基本思想出发，倡引君主专制之治，旨在防止权臣篡权夺位,此为韩非政治哲学理论之根本。司马迁之父、曾任汉武帝太史令的司马谈，其《论六家要旨》曾引《易大传(即易经)》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并曰：“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易经 ·(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并说：“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遵循的学说不是一路，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论六家要旨》专论法家曰:“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又曰:“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之恩绝矣。……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司马谈所言“正君臣上下之分”、“尊主卑臣”可谓法家君臣思想之精髓,授人以独门治世之则，流传后世。

　　《韩非子》君臣思想特具时代特色，战国继春秋之乱，周室更趋衰微，“三家分晋”，七雄为首，诸侯林立，杀伐遍地，封建宗法之制遭受极大破坏，“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诸侯之长，代表王室镇抚一方)，力攻争强，胜者为右(豪强)，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刘向《战国策书录》)，“子弑其父者有，臣弑其君者存”，统治阶级内更常发生兄弟阋[xi]墙，同室操戈，诸侯公室大权傍落，“陪臣执国命”者屡见不鲜，政权更迭频繁。韩非子面对如此严峻现实，从法家基本思想出发而崇奉君主专制，务求臣下听命君主，在一统大政方针引领下，达到君臣相适的和穏局面，一旦发生矛盾，则臣子必需牺牲一切以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

　　《韩非子》一书多引权臣篡位、君亡国灭之事，“田常(战国时齐相，弒君齐简公而专权擅政)篡齐”曾一再提及，“群臣皆有阳虎(春秋时以季孙氏家臣之贱身，跻身鲁国卿大夫之列，执政鲁国，开“陪臣执国命”之先河，史称丧国之诡才)之心”，“臣之所以不弑其君者，党与(同伙、朋党)不具也”，究其因皆在臣下权力过大，“主孤於上而臣成党於下”，是以“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由此观之，孔孟之治世未必是国难，韩非之治国肯定系民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