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纵横谈

　　自司马迁作《史记》以后，他独创的纪传体通史，成为“史家之绝唱”，编史之范例，以后的《二十四史》大体都是走的这一条道路，多少年未有人再敢写另一部通史。但自《史记》至《五代史》计共1500卷，卷帙浩繁，读一遍即很费时间和精力，且不易掌握线索和要领。到了宋朝，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皇帝重视吸取前朝历史教训，提倡修史，政治也比较开明，士大夫敢于说话，加上造纸、印刷发达，为编史提供了必备的有利条件。恰在其时，正好出了一位在学术上堪与司马迁媲美的杰出史学家——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进士出身，在政治上属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斗争中两派互有胜负。他出身名门，为人正直，自幼对《左氏春秋》等史书饶有兴趣，之后更博览群书，为他在学术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有鉴于以往历史“迁、固以来文字繁多……何暇周览”，而有志编一本“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通史。他的这一远大志向得到了英宗、神宗的大力支持，网罗了当时的一流史学人才，政府提供充分的史料及包括纸笔等一切费用，保障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司马光等也甘于寂寞，苦心孤诣，夜以继日，笔耕不辍，凡历19年(1066～1084年)而书成。神宗观后大加赞赏，称其“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书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功，故特赐名《资治通鉴》，并御制序文，令当朝宣讲。而司马光在编写过程中的确极端认真，事事考据，字字推敲，翻阅资料，“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所采正史以外，野杂史书笔记小说凡322家之多，巨著写成，司马光已“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真的是“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了。

　　《资治通鉴》采用编年史体例，大致上接《左传》自(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60年)，计共1362年间的兴盛衰落，按年编次，先后叙述，于史事发展条理清晰，一目了然。全书包括主要史实294卷，“又略举事目，为目录30卷，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为考异30卷。”司马光治史另辟蹊径，自成一家，旨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足以稽懋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成就不亚《史记》，故《史记》、《资治通鉴》合称“史学双壁”，相互辉映华夏古今。

　　司马光以《左传》为范本，记事按年排列，史料翔实，每遇大事必清楚交代前因后果，使读者了解事非孑然孤立，突然发生，实彼此相关、互为影响。经司马光最后审定、“细删”加工的《资治通鉴》虽在文字上平实无华，不事雕琢，可读后余韵悠长;人物刻画详略得当，了了数笔而栩栩如生，成为历史散文典范;评论上针砭时弊较为客观公允，不敢妄断。司马光“网罗众说，成一家言”，因而《资治通鉴》问世后，不仅为时人所重，也受到后人的一致推崇，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必读史书。研究《资治通鉴》乃成为一项专门学问，称为“通鉴学”。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均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数不胜数。宋人朱熹根据《资治通鉴》，提纲挈领，写成《资治通鉴纲目》，新创“纲目体”史书，受到人们的重视。宋末元初，胡三省花了30年时间，为《资治通鉴》作注，发掘隐微，补充修正，方便了读者，学术价值甚高。他对《资治通鉴》还作了极高的评价：“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于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明末清初，严衍又历时30年，详检十七史，为《通鉴》补遗拾缺，著《资治通鉴补正》294卷，被称为“学识的记里碑”。清代王鸣盛曾评价《通鉴》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