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着，感动着

　　1998年，TI和教育部签署合作备忘录时合影；

　　2000年，TI CEO谭普顿先生在上海交大实验室门口和老师们的合影；

　　2009年，TI中国区总裁谢兵在冬令营开幕式上演讲的照片；

　　2010年，100多所学校的老师们相聚一堂，在TI中国教育者年会上热烈讨论时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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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年过七旬的老教授在我面前缓缓地翻开相册，一张张地叙说着当时的场景，和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位老教授是上海交大的陈健老师，也是最早一批参与TI“大学计划”的教授之一。这次，他参加我们中美核心教授会议时还特地带来了亲自作的画，说是为了感谢TI“大学计划”对他教学和科研的帮助，以及TI为中国教育做出的贡献。

　　记不清有多少次面对类似令我感动的人和事了，这让我总是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2002年，我得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在重庆邮电大学的TI实验室里，诞生了国内第一款CDMA手机。而这款手机就是基于TI OMAP平台的，发明者正是当时负责重庆邮电大学TI实验室的郑建宏老师，现在他已是重邮信科这家拥有1000多名员工的高科技公司的总裁了。 他常跟我说：“我们信科的发展，就是从TI的DSP实验室开始的。TI大学计划对中国高校的教学和科研的支持是巨大的，促进了产学研合作。信科是学校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一个典型例子。”

　　每逢这样的时刻，我的思绪常常会飘回到2000年的夏天。那一年，我与TI结缘。

　　缘定“大学计划”

　　1986年，TI悄悄地开启了中国之路，而那一年也是我的一个新起点——加入中国惠普开始了自己的外企生涯。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TI要大力发展“大学计划”，希望和我谈一谈。之后的谈话打动了我，因为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含苞欲放的好项目：TI希望跟中国的大学进行广泛合作，将TI先进的技术引入大学和科研机构。

　　如今这种回报社会、提升教育的做法也许平常，但在当时却很不一般，TI于1996年即开始大学计划，是外企中较早的。那时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并不像现在这么大，高校的资源还都十分有限，学生甚至老师都很难有机会接触到国际前沿的技术。这样的背景使得TI“大学计划”看上去非常有意义，是一种长远的、有前途的做法，也让我个人的职业生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回报社会的方式。另外，我还有一点儿私心，做大学计划意味着会接触到许多教授，会经常到学校访问，让我重温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丰富自己的知识。

　　于是，2000年7月，我正式加入TI。当时TI在全国已经有20多所合作院校，这其中包括两个技术中心：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我接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一批原有实验室做了技术升级，而且将电子科技大学的实验室升级为第三个TI技术中心。2000年11月，所有TI合作院校的老师都聚集在成都，参加了由我主办的“2000年中国教育者会议”，并在这个会议中，见证了TI第三个技术中心的成立。自此，TI在华东、华北、及西部地区分别建立起了三大技术核心区域，三足鼎力，开始了TI大学计划在中国高校快速进军的步伐。我在TI的第一年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始了。